我像一只被投递的包裹

2004年6月的一天，气温28～34摄氏度。深圳火车站，外地民工夹杂着学生流，气氛污浊而烦闷。可我的内心却充满了狂喜，因为我结束了20年的苦读，终于毕业了。更重要的是，我即将奔赴一直向往和热爱的职业。口袋里的派遣证和户口迁移证预示着这样一个事实：我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深圳人。连火车广播里说“祝旅客们在深圳玩得心”，我都觉得与往日有些不同：今后，我将不再是旅客，而是这里的主人。

　　出站，检票，“学生票，证件。”检票员说。

　　我慌忙去找派遣证，学校传达，凭派遣证，毕业生可以享受最后一次半价车票，我对此深信不疑。可刚递上证件就被扣留了，“这不符合规定，补票”。

　　理论了半天，双方均不妥协。那个40多岁的女检票员非说要有学校开的书面证明。派遣证难道不能证明我今年毕业，要到目标城市去报到吗？

　　僵持了30分钟，我拨了报社的新闻热线，希望依靠舆论解决问题。可从7：00出站，到11：30饥肠辘辘，我也没等到“迅速赶到”的记者。无奈，我交完补票费出站。

　　毕业后第一眼深圳的天，我是用泪眼看的。扣留、争吵、屈辱、眼泪，这是一年后我能回忆起来的所有词汇。

　　而这，仅仅是磨难的开始。

　　之后的日子，租房子、迷路、工作不顺、缺乏娱乐的生活简直要把我折磨疯，我甚至开始怀疑这座我梦寐以求的城市究竟适不适合我。

　　先是借住朋友家几天，以为找房子很容易。结果说是住一周，转眼就住了一个月。不是我挑剔，深圳房子真难找。网上“搜房论坛”什么的，进去全是中介，看房就要交几百。托朋友找的，地段又总不满意。单位周围，市中心地带，租了就只能每天吃粥。

　　7月底，为避免遭到被朋友礼貌驱逐的命运，我搬了出来，住到一个大学同学租的房子里。一室一厅，她妈妈也在。收拾屋子的那种客气让我明白，在这里我最多只能住三天。那几天，我逢人就问，有没有住的地方，有没有合适的房源。平时走路不长眼睛的我，也开始留意路边的电线杆和墙壁，因为那里通常有租房小广告。

　　清楚地记得那日同学聚会，了解到我的惨境，一男生主动提出有宿舍可以提供几个月。几个月！对我来说是多么诱人的字眼。据好友说，那天我从萎靡不振到两眼放光，只用了几秒钟。　　安身之所暂时解决之后，便是生存与发展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迷路。尽管每天包里装着地图，但凭我不知道东南西北、不懂得地理坐标的水平，它的价值只能是口头问路之后的辅助产品。我最丢人的记录是，有一次想要穿过地下通道到马路斜对面，足足用了半个小时。

　　接着是工作问题。初到新单位的我，总渴望别人用父母对待女儿的耐心与热情来对待我这个刚毕业的学生。

毕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国人的美德。可如今，拥有这个美德的同志越来越凤毛麟角。

　　在某次匆匆忙忙完成任务，被领导一顿臭批之后，我的幻想彻底破灭，开始认识到残酷的现实。无论工作多么艰难，都要尽最大努力完成。

　　8月的一天，为了赶一项工作，我错过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由于住得远，半夜打车不安全，我硬是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夜，哭了半夜。想着妈妈的话：“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打拼多辛苦，不如回家来，有父母照应着。”当时被我认为“极没出息”的话，如今看来，是如此温暖。

　　最后是娱乐问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那座城市无论是繁华地还是小角落，我都光临过。我知道凯威啤酒屋的自助餐很不错、石烧的咖啡颇地道；知道金利保龄球馆的球道很标准、江滩影院的音效是顶级；知道新民众乐园的衣服很另类，江汉路的小饰品很便宜。总之，一切都是我所熟悉和游刃有余的，我认为自己属于那座城市，尽管那里只是我户口和档案的暂时栖息地。可如今，终于来到我可能要永久居住的地方了，却处处不顺：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买衣服，不知道哪里的夜宵好吃，不知道哪里可以够我的消费水准去打打网球、玩玩保龄。

　　连我的手机号码，也被同事嘲笑为“不像有深圳户口的号码”。我听了一脸迷茫。后来经另一同事点拨，我才明白，我的号码更像电线杆上小广告的号码，免费接听。

　　好像一下子得了“城市不适症”，在这里，我惟一的感觉就是无所适从。